沈从文与光明日报

50年代初，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记者很少，《光明日报》的主要联系对象，又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党外知名人士，我和他们都有广泛的接触。沈从文受到错误批判之后，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去改造思想。我记得他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班学习时，我去找他写过一篇思想改造收获的文章，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。此时他精神已处在极度不安之中，不但记者去拜访他，他害怕，就是表扬他，他也害怕。此后我也就没有再和他有什么联系了。

我奉编辑部的派遣去访沈老，是1985年的秋天。这一年他已是83岁高龄，也正是他从事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60周年。前两年得了脑血栓，这年春天刚刚出院，谈话还有些困难。许多谈话，都是在我和他夫人张兆和之间进行的。张兆和老人提起沈老在故宫博物馆的工作情景说：“他在故宫除了鉴定文物，保管文物外，50年代还经常登上午门的文物展览会，充当讲解员。从一个北京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，他也从不觉得‘丢份’，时间一长，他也在乐在其中。”她这话，字字句句，打在我心上，辛酸苦乐，一齐涌来。

此时沈老的政治处境已经改善，1978年组织上已把他从故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，并为他配了两名助手。在庆祝他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60周年之际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还亲自登门献花祝贺。我去看沈老时，他还住在崇文门社科院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内，社科院已派人为他家安装了电话。兆和老人告诉我：崇文门外正在盖一座部长楼，中央已为沈老在新盖的部长楼里安排了一套宽敞的住房。沈老说：我现在住得挺好，房子多了也没有用，谢谢领导的关心。在这次访问中，他的助手告诉我：沈老对故宫全部收藏的文物，熟悉到惊人的地步。有一次一位波兰友人来访，问起中国一件文物，沈老不用查目录，当场就告诉他的助手，这位波兰友人想要看的这件文物，保存在什么地方，编号多少。他的脑子，就是故宫文物的一部活辞典。他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，深深地教育着我。我用了“坚实地站在中华大地上”这个题目，来写对沈老的访问记，在一版头条见报后，《新华日报》又全文转载。